科技创新的“大咖”们，在研发中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？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？且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和心声

　　在24节气中“雨水”这天的上午10点，何晓顺刚刚开完疑难病例讨论会。这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、器官移植中心主任，看上去有些憔悴。当日凌晨1点多，他还在给病人做肝移植手术，早上6点多又起来查房了。

　　今年1月8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，近300项成果获奖。那些获得科技进步奖的项目，不仅在各个专业具备创新点，而且也已经发挥较好的效益。何晓顺领衔的多器官移植项目，就是其中一个。

　　“十数年的坚守很辛苦，一旦成果出来了，患者获救了，就是一种莫大的欣慰。”何晓顺说出了很多科技从业者的心声。

　　2月16日，省委、省政府召开的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大会强调，要牢牢抓住人才这个根本，最大程度地培养、引进、聚集各类人才，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。这些科技创新“大咖”们，在研发创新中，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和心路历程？

　　何晓顺：创新的动力来自于社会需求

　　何晓顺所在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，是我国临床器官移植的发源地之一。

　　早在1972年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完成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肾脏移植。不过，当时整体效果并不好。特别是肝移植，病患手术后都没活过10个月。

　　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刚从国外回来任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、后来担任过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决心要把停顿10多年的肝移植重新开展起来。当时师从黄洁夫攻读研究生的何晓顺，开始与器官移植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从1999年到2003年间，国内器官移植呈现井喷式发展，何晓顺在其中得到了技术攻坚的历练。

　　肝、肾、心等单器官移植技术逐渐成熟。但是，很多时候单个器官移植，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。

　　2004年5月，何晓顺的团队遇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。他依然清晰地记得——那名女患者年仅28岁，患了胰腺癌并肝转移，医院评估下来后发现，唯一的办法，只能将肝、胆、脾、胰、胃、十二指肠等所有上腹部器官切除移植。

　　多器官移植是移植领域的一项尖端技术，在欧美发达国家开展例数也不多，国内甚至整个亚洲地区尚无成功先例，患者强烈的求生欲望及家属的哀求，让早已经做过无数次多器官移植动物实验的何晓顺，决心带领团队攻克这个难关。令人惊喜的是，病人在手术过后的第三天就从ICU转到普通病房，第七天就能下床活动了。作为亚洲第一例成功的多器官移植手术，这是里程碑式的事件，当时被卫生部、科技部评为“2004年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”之一。

　　不过，将患者腹部“掏空”的传统做法，又碰到了新困境。器官切除越多，并发症发生概率越高，需要免疫抑制的强度越高，带来的感染问题越严重。其实，很多患者术后死亡，就是因为感染。

　　围绕这个新问题，何晓顺和他的团队又迈开了攻坚的步伐。经过近10年的探索，何晓顺终于首创出消化道重建、动脉和静脉重建，以及低强度免疫抑制治疗方案等技术，不但极大地缩短了手术时间，也显著减少了患者的创伤。

　　在新技术下，患者术后一年生存率和五年生存率分别为94.7%和76%，远高于美国的69%和48%。这意味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技术，已经处在了全球顶尖水平，并实现了从探索到临床常规应用的飞跃。

　　因为该技术的创新和临床应用，何晓顺获得了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。但这不是他的最终目标，他希望未来能将该技术推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实际上，该技术已经获得了美国器官移植协会《肝脏移植临床指南》的推荐。

　　“研发创新很辛苦，但唯有以社会需求为标准，技术创新才能真正体现出价值来。”这既是何晓顺20多年来的感悟，也是他所坚守的信念。

　　当然，科技进步无止境。何晓顺告诉记者，接下来还将跟意大利团队合作，主攻如何寻找并杀灭潜藏癌细胞的技术，让病人更彻底地摆脱痛苦。

　　阮庆国：最大的乐趣是研究成果得到应用

　　元宵节前夕，阮庆国从美国回到了深圳的工作岗位上。在太平洋彼岸，他刚刚跟家人度过了春节假期。

　　这位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深圳先进院”）生物医药与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，通过与山东省眼科医院的合作，凭借在角膜移植排斥分子机制研究方面的突破，获得了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。简单地说，就是在角膜移植后，有很多病患会产生排斥现象，而阮庆国就是找到具体的原因，然后对症干预。

　　这3年来，阮庆国所做的，也是基础研究跟应用的相互结合。这一结合，让他的研究更有方向性和针对性。比如，如何发现疾病治疗的新靶点？如何让药物的作用更为精准？在用的药物能否有其他新的用途？效果究竟如何？这些问题，越发成为他研究的动力。

　　阮庆国告诉记者，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到自己开发的成果有实际的效果。比如在实验中看到那些严重的症状得到了缓解后，自己的团队和学生都很兴奋、很惊喜，自己也很受鼓舞。

　　阮庆国的研究应用对象，现在主要还是小鼠阶段，但最终将把成果应用到人身上。最近他在银屑病免疫机制方面的研究，收到了显著效果，让他对自己的研究很有信心。

　　创新者的幸运和呼声

　　从美国回到国内后，阮庆国发现同样是搞研究，两地的创新制度、激励机制却很不一样。

　　“一般而言，研究人员在美国想做什么研究都行，今天研究眼疾，明天可以换成研究口腔，没人管你。但是当开始做了，接下来的管理就非常严格，很难涉足做转化。”阮庆国介绍说，那些能做转化的研究人员，都是已经从事多年科研、在业内有深厚积累的教授。

　　在阮庆国看来，国内的政策要相对宽松一些。他明显感觉到国内特别是广东的政策，越来越鼓励科研成果的应用和转化。实际上，广东在去年就出台了科技人员职称评定改革、技术入股改革等，提出科研成果可以替代论文，科研人员可以技术入股并分享收益。

　　阮庆国所在的深圳先进院本身，也是一个很完整的科研系统——有偏于做基础研究的，也有偏于运用的，此外还有育成中心、资本基金等，互相之间能够取长补短。先进院一楼安静的咖啡厅里，就是科学家们常聚的地方。在这里，他们经常交流彼此的研究成果和进展，寻找合作的可能性。

　　这样的环境，让阮庆国感到非常便利，也非常幸运。

　　不过，放在现实的语境来看，一项技术能否真正让更多人受益，从来都不是仅仅实现技术突破那么简单。何晓顺所从事的器官移植领域，就面临过来自非技术性的问题。

　　据统计，我国目前有15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，但受限于供体缺乏，每年仅能做1万余例手术。而器官捐赠还非常少，直至今日，每百万人口的捐赠数只有2个，算下来也就2000多个捐赠体。

　　“如果没有合法的器官来源，再好的技术突破也没意义。”何晓顺说，推动器官捐献工作的难度，丝毫不亚于器官移植技术的突破，他现在相当部分的精力，放在了推动器官捐献工作上。这些年广东的器官捐赠一直走在全国前头，如今全国也在学习广东的经验。这跟他们的努力以及本地百姓的意识超前有不小的关系。

　　从宏观来看，何晓顺在器官移植技术推广和器官捐献方面能否走得更远，也需要法律法规的完善。

　　目前，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依然缺失，这让何晓顺感到焦急。“科技创新和运用，都需要更好的法治环境，国家的政策、法律法规建设应当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。”他呼吁。

　　《南方》2016年3月1日报道 http://epaper.southcn.com/nfzz/232/content/2016-03/01/content_143345366.htm